戴帆的《一億個機器人》在紐約亮相，造成了“轟動中的轟動”，這讓美國人將戴帆奉為新未來主義的領袖、二十一世紀現代藝術的代言人。回頭來看，這些事件構成了藝術史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戴帆，21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天才，以科技新未來主義賦予藝術新的可能。
所謂詩的藝術，就是對我們各器官的有意識的、能動的、富有生產性的運 ...
隨著我們自身的肯定性越來越強，我們周圍的世界就會越來越傾向于否定性質。最后否定將不復存在，我們將化為萬物中的萬物。神欲求神。圖為日本物派藝術家小清水漸作品。
亞里士多德對實踐的闡釋將貫穿整個西方思想史。正如我們看到的，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現實態”（?ν?ργεια）變成了“現實性”（actualitas），實效性和現實，而其本質則被一致地視為一種行動（agere），一種實現（actus）。這一行動的本質又依照意志（?ρεξι?）與實踐理性（νο?? πρακτικ??）相互從屬這一亞里士多德模式，被解讀為意志及其表象。萊布尼茨就是這樣把單子（monad）的存在理解為“原始的能動之力”（visprimitivaactiva），并將行動定義為知覺（perceptio）和意志（appetitus）的結合。康德和費希特也就是這樣把理性視為自由，把自由視為意志的。
謝林重提萊布尼茨對意志與知覺所做的區別，他為這一意志的形而上學提供的結構對耶拿的浪漫主義詩人們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論人類自由的本質》中，謝林寫道：“在最終也是最高級的層面上，除了意志以外再沒有其他存在。意志是本源性的存在（Ur-Sein），對于這個本源性存在，所有謂詞都適用——無基礎性（Grundlosigkeit），永恒性，獨立于時間，自我肯定（Selbstbejahung）。哲學的全部目標就是找到它最高級的表現。”1
但謝林所做的不僅僅是把意志絕對化為根本性原則。他將意志的存在定義為純粹意志，即除了自身以外不再欲求其他的意志。謝林認為，這種“意志的意志”是元基礎（Ur-grund），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無基礎（Un-grund），即沒有形狀的晦暗深淵，存在于一切對立之前并催生一切實在之物的“對存在的渴望”（hunger to be）。他寫道，“本來，最廣義的精神在本質上不帶有任何理論性質……它原本就是意志，而且是為了意志的意志，這種意志不求其他，只求其自身。”具備原初性深淵和精神性存在兩面特征的人類是“核心存在”（Zentralwesen），是神與自然之間的媒介者；人是“所有創造奮力想要達到的自然的救贖者。”2
這種認為人類是自然的救贖者或救世主（messiah）的觀點到諾瓦利斯手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諾瓦利斯把科學、藝術，甚至一切人類活動都解釋為對自然的“構成”或“教育”（Bildung），從某種意義上似乎預示了馬克思的思想以及尼采的一部分思想。費希特向人類展示了精神的力量，而諾瓦利斯的目標是超越費希特的這種唯心主義。
然而，就像五十年后馬克思所做的那樣，諾瓦利斯把這種“超越”定位在了實踐層面上，將其理解為思想和行動的一種更高級的統一，這種統一能夠賦予人類以改變世界和喚醒黃金時代的手段。他寫道：“費希特發現并教我們知道了對精神器官的積極使用。但他有沒有發現積極使用器官的一般性法則？”正如我們能隨意啟用我們的精神器官并將其運動轉化為語言和有意識的行為，我們也應該學會如何使用我們身體內部的各器官以及整個身體本身。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真正獨立于自然；也只有這樣，他才能迫使諸感官“生產出他想要的形態，才能在嚴格意義上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到目前為止沉重地壓在人類肩頭的命運不過是他精神的懶惰；但通過拓寬并塑造我們的活動，我們自身就能成為命運。為什么一切都似乎是從外部流向我們？因為我們自己不流向外部。我們之所以總是否定性質的，是因為我們欲求否定－－隨著我們自身的肯定性越來越強，我們周圍的世界就會越來越傾向于否定性質－－最后否定將不復存在，我們將化為萬物中的萬物。神欲求神。
這種通過積極使用器官而“變得萬能的技術”其實就是指對我們的身體及其各器官的創造性活動進行自我挪用：“身體是構成和變革世界的工具。因此，我們必須把我們的身體變成一種無所不能的器官。改進我們的工具就意味著變革世界。”
“在最終也是最高級的層面上，除了意志以外再沒有其他存在。哲學的全部目標就是找到它最高級的表現。”圖為漢斯·哈克在展覽A Stone Left Unturned中的作品。
當上述自我挪用實現時，精神與自然、意志與偶然、理論與實踐也會形成一種至高無上的統一，融合在一個“實踐和經驗的絕對自我”當中。諾瓦利斯將這種最高級別的實踐稱為“詩”（Poesie），并提出下述定義：“所謂詩的藝術，就是對我們各器官的有意識的、能動的、富有生產性的運用。”諾瓦利斯1789年的一個文本片段向我們揭示了這一更高級別的實踐的真實含義：“無意志的（unwillkürlich）一切都必須變成有意志的（willkürlich）。”
詩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精神和自然的統一，其原理是意志，此處的意志并非針對某個對象，而是指絕對意志，是對意志本身的欲求，就像謝林為原初深淵所做的定義。“我所知道的自己就是我所欲求的自己，我所欲求的自己就是我所知道的自己——因為我欲求我的意志，因為我的欲求是絕對的。如此，知道和意志在我之中實現了完美的統一。”將自身提升到這一高級實踐層面上的人便是自然的救贖者，他的世界與神的世界合為一體并在其中找到了自身最本質的意義：“人類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高的意義，是世界朝向天空眺望之眼，是將此世與更高級別的世界彼此連接的神經。”
這個過程發展到最后，人類和世界的形成在絕對而且無條件的意志循環中彼此達成一致。在此循環的黃金時代，我們仿佛已經能夠聽到站在人類的正午高唱同一事物之永恒回歸的查拉圖斯特拉的聲音：“一切發生之事皆為我所求。欲求的冷靜（phlegm）。對各感官的積極使用。”
